题匾者傅山(1606—1684),袁继咸被押上北京

日期:2019-12-27编辑作者:美术

摘要:这块木匾“乐琴书”(见图),是大漆书写后描金的旧物。此匾文字行楷舒缓,矫捷遒劲,气韵生动,一看便知是出自高逸人之手。题匾者傅山(1606—1684),书法大家也,被时人尊为“清初第一写家”。太原人,明清之际思...

傅山,字青主,明末清初人,他在祖国医学的妇科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,着有《傅青主女科》一书。

这块木匾“乐琴书”(见图),是大漆书写后描金的旧物。此匾文字行楷舒缓,矫捷遒劲,气韵生动,一看便知是出自高逸人之手。 题匾者傅山(1606—1684),书法大家也,被时人尊为“清初第一写家”。太原人,明清之际思想家。初名鼎臣,字青竹,改字青主,又有真山、浊翁、石人等别名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奇峰,被称为“清初六大师”,同时代人评价他“学究天人,道兼仙释”,“博极群书,时称学海”。傅山工书画,他认为“书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宁真率毋安排。”这对整个艺术范畴有着普遍意义和深远影响,也给了后来的艺术家很多启示。 崇祯十六年(1643),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。未几,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,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。不久,起义军、清军先后攻占北京,明亡。傅山闻讯写下“哭国书难著,依亲命苟逃”的悲痛诗句。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,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,出家为道,道号“真山”。因身着红色道袍,遂自号“朱衣道人”,别号“石道人”。从事着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。

傅山是个极富正义感的人。他的老师是山西提学袁继咸,由于袁继咸不愿意与阉宦同流合污,而受到阉党巡按张孙振的诬陷,被捕入狱,傅山便和同学薛宗周、曹良直等多方呼吁营救。崇祯九年十月二十日,袁继咸被押上北京,这天傅山和薛宗周跟踪着囚车,同时也从太原出发。并嘱咐他的哥哥傅庚在太原继续动员各县来的生员到北京集合。

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,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,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,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,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,密谋策划,积蓄力量,初定于顺治十一年(1654)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,向北发展势力。然而,机事不密,傅山被捕。羁拘期间,面对严刑逼供,傅山坚不实供。一年之后,清廷不得傅山口供,遂以“傅山的确诬报,相应释宥”的判语,将他释放。 清初,为了笼络人心,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,康熙十七年(1678)颁诏天下,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“学行兼优、文词卓越之人”,“朕将亲试录用”。给事中李宗孔、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。傅山称病推辞,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,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。至北京后,傅山继续称病,卧床不起。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,多次拜望诱劝,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。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,又在皇帝恩准免试、授封“内阁中书”之职时,拒不叩头谢恩。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,反而表示要“优礼处士”,诏令“傅山文学素著,念其年迈,特授内阁中书,着地方官存问。” 傅山由京返并后,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,并以内阁中书称呼。对此,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,泰然处之。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“凤阁蒲轮”的额匾,傅山凛然拒绝。他仍自称布衣,避居乡间,同官府若水火,表现了“尚志高风,介然如石”的气节。 傅山一生著述颇丰,可惜所著宏论,大都散失,只存书名和篇名,留存于世的仅《霜红龛集》和《两汉人名韵》两部。在诗、文、书、画诸方面,傅山皆善学妙用,造诣颇深。其知识领域之广、成就之大,在清初诸儒中,无出其右者。

傅山和他的同学徒步千里到北京后联络生员一百多人,联名上疏,众人推举傅山领头,并由他起草诉状。在他们策动上疏的时候,张孙振多次利用离间、威胁等手段恐吓他们,有胆小的人当时害怕,就要求撤销署名。傅山百折不回,联合全省生员为袁继咸鸣冤,并印发揭贴,逢人便送,由此获得了广大人民和士大夫的支持。

当时朝廷因慑于舆论的压力,于次年四月才审理了这案子,傅山亲自出堂作证,最后判决张孙振所控告袁继咸的罪状全系捏造,同时对张孙振作出了处罚。终于使袁继咸的冤案得以昭雪,以傅山为首的请愿运动,一直坚持了七八个月之久,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。经此一事,傅山闻名全国。后来袁继咸到南方作官,曾多次邀请傅山担任要职,都被傅山谢绝了。崇祯十年,傅山写了《因人私记》,详细敍述了上京请愿的经过。因此有人评价傅山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创者。

崇祯十七年,傅山三十八岁时,李自成攻陷北京,不久洪承畴引清兵入关,占领中原,明朝灭亡。当时许多爱国志士进行了反对清军的斗争,傅山也是其中之一。当清兵进攻九江,傅山的老师袁继咸不幸被执,后解往北京,傅山得知后便跟随到北京,后来袁继咸因誓死不降而被杀。他曾写诗给傅山说“独子同忧患,于今乃别离,乾坤留古道,生死见心知。贯械还余草,传灯不以诗。悠悠千载业,努力慰相思。”傅山看后非常悲恸地说“山亦安敢有负我公!”

傅山整理了老师的遗稿离开了北京,回到家乡继续从事抗清活动。他脱下儒装,换上道服,外号“朱衣道人”,在行医身份的掩护下,走遍了中国许多地方。他目睹中原地区久经战乱,满目疮痍,疫疠流行,人民饱经病痛折磨,便潜心于医,一心赴救,他的诊所,终日挤满了人,有请出诊看病的,他都应允前去,那怕是二三百里的路程,也在所不辞。遇到家里贫困无钱买药的,他还免费给药。相反,官僚豪绅看病,他却避而不见,除非是去看病,他才接诊,但也要求和其他病人一样依次求诊。对于那些名声不好的官吏上门求诊,他往往婉言谢绝,但他对平民百姓则是有求必应。每到一处,总有人请他看病,他便依靠行医来维持生活。

顺治十一年,由于叛徒告密,傅山被捕,在狱中傅山作诗写道:“狱中无乐意,鸟雀难一来,即此老椿树,亦如生铁材,高枝丽云日,瘦干能风霾,深夜鸣金石,坚贞似有侪。”后来傅山得到有关方面营救而出狱。由于清初的统治者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,顺治在位时期,天下已初定。虽然傅山继续从事反清活动,但他也认识到“还我河山”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。

康熙十七年,傅山72岁,清朝廷为网路天下人才,开设“博学鸿词科”,强迫傅山到京应征。傅山写下了多首绝命诗,其中《病极待死》开头两句为“生既须笃挚,死亦要精神”。由于傅山拒绝入京,地方官只好用担架把他抬到北京,进京后,他自服大黄,声称重病在身卧病不起,拒绝应试,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,反而表示要“优礼处士”,下旨“傅山文学素着,念其年迈,特授内阁中书,着地方官存问。”傅山由京返并后,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,并以内阁中书称呼。对此,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,泰然处之。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“凤阁蒲轮”的额匾,傅山凛然拒绝,毫不客气。他仍自称为民,避居乡间,同官府若水火,表现了自己“尚志高风,介然如石”的品格和气节。

在诗、文、书、画诸方面,傅山皆善学妙用,造诣颇深。其知识领域之广、成就之大,在清初诸儒中,无出其右者。处于董赵书风笼罩书坛之际的傅山,也曾学过赵孟俯,但后来对赵字贬斥得很利害。“予不极喜赵子昂,薄其人而遂恶其书,近细视之,亦无可厚非,熟媚绰约自是贱态,润秀圆转尚属正脉,盖自《兰亭》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,不独文章然也。”这一段书法评论史上“书如其人”的典型论断,自然这与他生逢易代之特殊时期有关,他还说“作字先作人,人奇字自古。纲常叛周孔,笔墨不可补。”

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“清初第一写家”。他书出颜真卿,并总结出“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于直率毋安排”的经验。他力倡正拙、贬巧媚,以自然天倪为尚,他一做人和正本为书学正宗的艺术主张,堪为后人效法,同时也正因为他的“学问志节”为人所重,世人对他的书法也就倍加珍视了。 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,所画山水、梅、兰、竹等,均精妙,被列人逸品之列。《画征录》就说:“傅青主画山水,皴擦不多,丘壑磊珂,以骨胜,墨竹也有气。”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,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,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,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。

人们常说“都知道傅山字写得好,但字不如其诗,诗不如其画,画不如其医,医不如其人”可谓是对一代侠医的中肯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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